【读新刊】李希贵：有争议是好事，能让我们更加完善
文/李镇西
知道李希贵，来自早年的一篇题为《一位教育局长的听课手记》的长篇报道。真正见面是在潍坊的一个饭馆。那次去潍坊讲学，晚上校方请我吃饭。巧的是，当时“李局长”正在隔壁屋吃饭，听说我来了便过来打招呼。他向我伸出手：“欢迎你，李老师！”
但见他集小伙子的英俊与中年人的沉稳于一身，笑容真诚而富有节制：“欢迎你来潍坊传经送宝！”口吻俨然是会见外宾的国务院总理，但接下来是一句大白话：“我还有事儿，不陪你了。吃好，喝好！”
再次见到李局长，是几年后在北京。当时，教育部有关部门打算出一套“当代教育家丛书”，我忝列其中。当晚，打开酒店的房间门，只见一位中年男子斜卧在床上看书。四目相对，彼此都乐了：“李局长！”“李老师！”
据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组织所谓“当代教育家”写书，每人一本。面对如此殊荣，跟李吉林、魏书生等大家坐在一起，我多少有些自豪，更多的是不安、心虚。但我也看到个别“教育家”言谈骄慢，好像给他出版著作是在央求他。
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李希贵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音调不高，语速不疾，从容不迫，娓娓道来，他说他所做的“还仅仅是探索”“远不成熟”云云，低调得毫不做作，谦卑而又内敛。
那几天，大家忙着开会，研究写作提纲。一回到房间，我便放松了，可希贵依然手不释卷，时而蹙眉细看，时而仰头凝望，若有所思，念念有词，如此痴迷！我忍不住问是什么书，他给我看——《新概念英语》第一册！我大惊失色：“你看这个作甚？”他眼睛也不抬一下，对着书回答我：“随便看看，随便看看。”
几年后，他出访美国，居然能够比画着和人家简单交流，拿着英文读物也能知道个大概。回国后写下《36天，我的美国教育之旅》。我才恍然大悟：这家伙，原来如此！
后来，我和希贵见面渐渐少了。我偏居一隅，在西南一所涉农学校快乐而执着地编织着我的教育故事；他则由潍坊到北京，再由教育部到十一学校，同样快乐而执着地缔造着他的教育传奇。
十多年来，虽不常见，但关于希贵和北京十一学校的正面报道、负面评价和中性传闻不绝于耳。这大概是所有改革者必然的“宿命”吧！
他一直心系校园，准确地说，是他心里一直装着学生。我认为这正是他后来一切作为的根源。在我看来，他在十一学校所做的一切，已经不只是“教育改革”，而是“教育革命”了。它让我们的教育眼光回到了教育的起点，让我们思考一个朴素但又被许多教育人忘记了的问题：我们的教育究竟为了谁？
其实，我们似乎从未停止过对诸如“办学目标”“教育目的”之类话题的讨论，而且答案好像越来越“明确”了——“办人民满意的学校”呀，“为了一切学生”呀，等等。
但我总觉得这些写在许多学校墙上的醒目标语似是而非，“人民满意”中的“人民”又是谁？大家约定俗成或心照不宣地认定是家长，还有各级领导，还有含混无比的“社会”，所以“办人民满意的学校”其实是“办家长满意的学校”“办局长满意的学校”。
“为了一切学生”好像指向很明确，但实际上也很模糊甚至空洞，因为“一切学生”还是一个集合概念。但希贵心中装的学生，不是抽象的，而是一个个鲜活的“个体”。希贵则认为，我们不应该让一个个孩子消失在“人民”和“一切学生”的概念中，我们应该追求“面向个体的教育”！
这个主张并非李希贵原创。我们的老祖宗不早就说过“因材施教”吗？所以他所呼吁的“面对个体的教育”似乎并不新。
但我赞同一种看法：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，复又提起的时候，它就是新的；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，今天被人做的时候，它就是新的；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，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，它就是新的；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继承、去发扬、去创新的时候，它就是新的……
因此，针对当今中国教育无视个体的现实而提出“面向个体的教育”，便显示出了它的改革新意。
希贵对每一个学生的尊重，不仅仅体现在课程改革、走班制等“宏观层面”；在一些微观的细节处，他也充分体现出几乎本能的对孩子的“在乎”。
去年我陪地方教育局局长去十一学校，大家聊得很欢，可不知什么时候坐我旁边的希贵不见了。我以为他打电话去了。谁知，二三十分钟后他才回来。
我正纳闷这个电话打得也太长了。他一坐下便抱歉：“刚才我陪学生吃饭去了。今天星期一，该我陪学生吃饭。”原来十一学校有个制度，每天中午都有一位校级干部轮流陪学生吃饭。
当然，校长和学生吃饭似乎已不新鲜，我看到过媒体宣传某些学校的校长和学生“共进午餐”，但这些校长是把这当作对优生的“奖赏”：经过选拔的品学兼优的学生才有“资格”与校长同桌吃饭。
我试探着问他：“是不是你以这种方式和学生交流，了解他们的想法？”他解释道：“不是不是。他们是来找我帮忙的。”这更让我不解了。他继续解释：“今天有一个学生说他打算组队去参加一个比赛，但凑不齐队员，想让我在全校范围内给他推荐合适人选。”我恍然大悟。
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给我看：“这是学生对全校空调使用情况的调查数据，他们认为学校空调的使用率不高，有些资源浪费，想让我给他们出出主意，怎么才能使空调的使用更合理。”他诚恳而自然，令人动容。
我想起十一学校教学楼过道里张贴着一张手写的“校长道歉卡”——
亲爱的同学们：你们好！因国际部大楼改建工程延期至明年暑期，原定2014年十实事之“学生影院建设工程”作为改建工程的一部分，顺延至明年进行。为此我向全体同学致歉！
李希贵
聊起此事，他笑了：“今天还贴了一张新的道歉卡呢！有同学抱怨有时来参观的老师在教学区大声说笑，影响他们上课。”我说：“这是参观者的错呀！你是代他们道歉的。”他笑了笑，什么也没说。但我从他的表情上读到某种不屑回答的意味：“你这都不懂呀？我是校长嘛！”
希贵的同事告诉我，李校长把手机号向全校学生公开。每当收到学生的各种诉求短信，他总是及时转给相关部门。这样的校长恐怕也不多。在当今中国，几乎每一位校长都爱说“以人为本”，却不是每一位校长都能够把这四个字化作自然而然的日常生活。李希贵做到了。
我听到的对希贵及十一学校的批评和质疑，主要有三点：一是十一学校集中了全国许多学校不可能拥有的“资源”，尤其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；二是李希贵搞的是“西化”；三是十一学校的做法不可复制。
十一学校的做法可以被批评和质疑，但我认为，这几点却是经不起推敲的。
中国不是所有学校都拥有那么丰厚的物质资源和优秀的教师队伍，但拥有相当条件的学校绝不只十一学校一家。为什么有的事儿十一学校做到了，其他同样重量级的学校却没做到？
说十一学校“西化”，但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动摇，面对西方的一些有效的做法，难道就不能适当地借鉴和学习？
说十一学校的做法“无法复制”，这正是多年来一些学校的教育改革和创新被否定的“理由”。可是，为什么一定要“复制”呢？不能“复制”就没有意义吗？十一学校为中国教育提供了一种可能，为素质教育提供了一条富有成效的路径，为中国至少是北京的孩子及其家长多提供了一种选择，这不挺好吗？
谈起这些，他淡淡一笑：“有争议是好事，能让我们更加完善。何况我们的确还在探索中，也不成熟。”依然满脸真诚。
“我们的教育必须改变。”这是李希贵论著中流露出的一句分量很重的话，表明他想改变教育的决心。
今天再读，我实在惭愧。十多年过去了，不能说我一点都没有将这些理念付诸实践，但和希贵相比我做的实在有限。
马克思曾说：“哲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。”说的是实践的力量。
希贵之可贵，就在于他不仅以民主的教育理念来解释“世界”（教育），而且已经并将继续“改变”十一学校，他将“面向个体”的教育观实实在在地化作了学校常态的教育生活。
当我们许多人还在憧憬某些崇高的教育理念时，希贵已经在行动了，而且远远地走到了前面。
作者单位：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教育科学发展研究院
文章来源：《人民教育》2015年第24期
文章编辑：冀晓萍
微信编辑：郭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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